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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9-23-星期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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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意識的探索
 
施正鋒(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)

壹、前言

「台灣意識」(Taiwanese consciousness)這個名詞表面上是不說自明(defined by default),其實是含混籠統、卻又從未經過嚴謹地定義。簡單來說,台灣意識就是「感覺自己是台灣人的意識」(the consciousnes of being Taiwanese),也就是「台灣認同」或是「台灣人認同」(Taiwanese identity)。

台灣意識獨特之處,在於它是一種多面向(muliti-dimensional)、多層次(multi-layered)的集體認同(collective identity),因此會作多形式的呈現;其界定的因素會隨著時空的推移而有所遞嬗,其構成的要素之間並不一定會相互調和。由於我們在定點看到的認同是局部的、割裂的,因此不同的人對它當然有片斷的、選擇性的、甚至迥異的詮釋;譬如有人視之為族群意識;也有人矮化為地方意識、鄉土認同,因此從屬於中國意識、或至少不會火火不容;而更多的議者尊崇為民族意識,與中國意識互相排斥。

台灣對於台灣意識的真正注意,大致始於1980年代「台灣結」對「中國結」的熾熱論戰。其後,文學評論家、歷史學者、或政論家往往把它當作是一種特質,用來臧否作家、作品、歷史人物、或是當代政治人物。在1990年代,台灣因政治解嚴,原有的國家定位、國家認同、族群認同、及政黨認同驟然解體,社會學、政治學者也開始加入研究的行列。

政治學對集體認同、或意識如何產生的解釋,可以歸納成三大類。
首先是「原生論」(primordialism),認為一群人的集體認同建立於在有形文化特色、或是生物上的特徵。
其次為「結構論」(structuralism),以為一群人集體認同的產生,主要是因為不滿自己人在政治權力、經濟財富、或是社會地位上的分配不公,而血緣或文化的特色只不過是菁英動員的工具罷了。再來是「建構論」(constructuralism),主張認同都是人為建構出來的,因此強調共同歷史、經驗、或記憶等基礎(不管是真的或想像出來的),才是決定民族認同的關鍵。

學者多採縱切的方式觀察台灣意識,雖著重的時空有別,但大致同意其兩面門神特性(Janus-faced)。我們接續先前的研究,橫切台灣意識的發展,大致在「原生論」、「結構論」、及「建構論」三個場域交織沖積而成。就本質來看,原生論建立在華人文化、以及漢人血統的基礎上,試圖以想像的優越性來作自我心理防衛;結構論則以本土住民的正當性來進行負面的抗爭;建構論源於外來的民族自決思潮,要求正面建立自己的國家。

在這裡,我們根據原生、結構、及建構三個面向,將台灣意識解構為漢人血統主義、華人文化主義、反日本殖民主義、反外省人族群主義、官式民族主義、及獨立建國意識六種成分(見圖一),下面將一一抽絲剝繭各成分的特質,剖析各自可能的變遷,最後再嘗試以台灣民族意識作整合。

貳、原生論─漢人血統主義、華人文化主義

原生論者主張認同是天生自然的,相信有一個真正的核心,建立在觀察得到、或想像的特色當作是認同的本質,不管是種族、族群、文化、或是宗教的認同,也因此又稱為「本質論」(essentialism)。

在日治時代,異族鐵蹄下的台灣人對於未曾謀面的唐山懷有無限的「祖國意識」,那股濃得化不開的鄉愁,除了表達對故國眷戀的浪漫情懷,還熱切期待台灣回歸祖國的懷抱(irredentism),因此這些華人墾殖者(Chinese settler)的後裔,大致可以視為「離散的華人」(Chinese diasporas)。

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,遙遠的祖國(ancestral homeland)似乎是一個永遠可以提供心靈寄託的地方。他們寄望祖國趕快強大,思慕有朝一日來解救同胞;二二八事件爆發後,少數左翼份子成功流亡中國,逃過國民黨的圍捕;即使在白色恐怖之後,仍有知識份子心向共產黨統治的中國。若非有這個方便自我逃避之處,台灣人或可能更積極地思考自力決定命運的途徑。這時的台灣意識,充其量只能算是前民族的台灣認同(pre-national Taiwanese identity)。

根據圖二來看目前大多數的台灣住民迄今仍自認為「中國人」,卻不知道「中國人」代表的是甚麼?在這裡的中國,到底是對歷史、文化、或地理中國的羈絆,或是將故國當作香格里拉般的憧憬呢?我們很難遽下斷語說這些鄉愁是否指對政治中國的認同,但我們認為至少有血緣上的漢人、以及文化上的華人兩個層面。


漢人血統主義

戰前的台灣人只有漢人意識,尚未有台灣意識。在台灣人的意識堙A祖國代表的是「血濃於水的感情」,也就是原生的血緣關係(lineage)帶來的認同感。父母可以說是血緣與認同形成的中介變數,是提供歷史與共同記憶的直接來源,這些都是在子女未出生之前就已產生,是子女必須作調適的情境,以建立自己的認同。然而,長輩所留下來的記憶,並沒有區分位於唐山的漢人種族、華人文化、或政治中國,無助台灣漢人釐清自我的認同。

對台灣的漢人來說,鄭成功驅逐紅毛番荷蘭人,台灣才能成為漢人的天下,更進行反清復明大業,所以他是民族英雄;相對地,施琅降服鄭氏,使台灣淪為滿清殖民地,當然是漢奸。同樣地,站在漢人的立場,日本人和滿洲人也都是異族統治;相對地,日後的中華民國(或國民黨政權)被視為漢人統治,台灣人並未加以挑戰或懷疑,甚至以「重見天日」來看待「光復」。

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,甚至於有爭取漢人正統後裔(direct descent)的企圖心,以為在台灣的中國人是「比中國人還來得漢人」(better Han-Chinese than the Chinese),彷彿台灣漢人的自尊心,非得要託附那古老而又虛無飄渺的中國。

台灣人的認同來自於其想像中的純正漢人血統。不管是古中原河洛人、炎黃子孫、或是戰後國民黨「龍的傳人」的說法,使得台灣的漢人顯示出強烈「非漢即番」的「漢人自我中心」(Han ethnocentrism)心態,其實骨子崲h伏的就是排他性的「種族式民族主義」(racial nationalism)意識。

不管是台灣的鶴佬人、還是客家人,對於其祖先在中國閩、粵可能與土著通婚而有所「混血」,必然要避諱不談。同樣地,在早期的台獨論述堙A原住民只不過是漢人墾殖的小插曲,並未構成台灣人認同的一部分。戰前的台灣人動輒被日本殖民者辱罵為「清國奴」,私下以「四腳仔」投桃報李,而台奸被稱為「三腳仔」,意為人獸的混種,脫不了血統主義;戰後的台灣人視外省人為「清國奴」、甚至是非人的「咬柑仔」,也是由原生的觀點著眼。無怪乎,仍有少數死硬的獨派以語言、甚至是血統來定義台灣人。民進黨時常揶揄國民黨在外交上專門結交非洲的「黑朋友」或「黑鬼」國家,種族主義的鄙夷心態上如出一轍。

一直到近年來,才漸漸有人願意承認台灣平埔族幾忽已完全被漢人同化。也有人嘗試以遺傳指標來證明台灣漢人與中國漢人在基因上已不同,彷彿新的「台灣人種」(Taiwanese ethnos 或 ethnic Taiwanese)於焉誕生;這種排他性的「新原生論」,似乎又暗示外省族群除了通婚外,很難在本質上蛻變取得台灣意識。


華人文化主義

台灣意識有一股相當強烈的「種族決定論」(racialism)色彩,認為漢人血統上的純度代表著華人文化的優越性。台灣的漢人在日治時代面對日本人引入的西洋文化及現代化建設,相形見慚下只得向文化中國尋求奧援,試圖以文化的特色來支持自己。這種對傳統的依戀,正顯現他們在文化認同上的困擾。

語文與台灣意識的依存關係在統治者的壓迫下獲得結合。台灣的本土語言先後受日本及國民黨的「國語政策」壓制,因此使用語言來作自我肯定,不只要求語言使用的平等,要揚棄「台語只不過是方言」的污名,進而誇耀台語是更典雅的語言。這種對於文化獨特性的強調,提供了一種文化上的集體認同,也就是「文化式民族主義」(cultural nationalism)。

戰後國民黨君臨台灣,以大中華意識為官方意識形態,企圖以優越的文化強行中國化,貶抑本土文化粗鄙野俗。文化的霸權反映的是政治上的支配,反倒幫助台灣意識的凝聚,尤其是對國民黨推動的「國語政策」的強烈反彈,日據時代的自卑感與疏離感並未能消退。不過,日語在戰後反而成為本島人凝聚的工具。

在1970年代出現的鄉土文學(folk literature)運動,以「愛鄉愛土」(local patriotism)主張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在台灣。雖然作者本身並不一定了解其作品隱含的深層意義,但這種自我定位的努力,是對抗官方文學的文藝復興運動,算是準民族文學運動。

1980年代起又有台語(或台灣話)文學出現,打的旗幟就是政治色彩鮮明的台灣民族文學。這些推動者模仿德國「浪漫式民族主義」(Romantic nationalism)的作法,相信文化特色為民族的本質,希望以文化的本土化(cultural indigenization)來鞏固台灣意識,可以看作是一種防衛性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努力。這些語言式的民族主義(linguistic nationalism)強調本土語言的優美,決心提高本土語言的地位,要求學校推行母語,議員要求官員以本土語言回答質詢,大學教授嘗試以本土語言教學。

平心而論,華人文化(或文化中國)是阻礙台灣民族意識成長的最大障礙。由於台灣與中國在地緣上相近,在血緣上又是血濃於水,很難對華人文化視若無睹,也很難建立文化上的自信,而文人尤其是尷尬。如果根據文化民族主義的說法,民族決定於文化,台灣相對於中國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,豈不就無法有自己的民族?

華人文化是台灣意識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。台灣人往往透過中國這面鏡子來看自己。面對五千年文化,台灣人如何克服自卑感,走出中國邊陲的陰影。對於華人文化,可以有兩種對策:我們可以復古、擁抱、模仿;也可以加以排拒,換以原住民文化作基礎,重新建構新文化,也就是,堅持不再重回中國的懷抱,主張台灣人並不是另一個華人國。李登輝的「新中原」似是前者,獨立建國者則多主張後者。

然而,在新的政治現實下,台語缺乏充足的表達機制,標準化與現代化過程百家爭鳴,迄今無法取得共識,更遑論取得官方地位。如果硬要以語言來定義民族,語言反而淪為族群衝突的因素,因為共同的語言或文化並非民族認同的充分或必要條件。本土的文化傳統不足,加上對原住民的鄙視,我們看到的是折衷式的文化相對主義,恣意而亂無章法摭拾,表面上是海納百川般多元包容,事實上是缺乏自信般窘蹙。

(未完)

  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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