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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台灣意識的探索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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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正鋒(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)
壹、前言
「台灣意識」(Taiwanese consciousness)這個名詞表面上是不說自明(defined by default)，其實是含混籠統、卻又從未經過嚴謹地定義。簡單來說，台灣意識就是「感覺自己是台灣人的意識」(the consciousnes of being Taiwanese)，也就是「台灣認同」或是「台灣人認同」(Taiwanese identity)。
台灣意識獨特之處，在於它是一種多面向(muliti-dimensional)、多層次(multi-layered)的集體認同(collective identity)，因此會作多形式的呈現；其界定的因素會隨著時空的推移而有所遞嬗，其構成的要素之間並不一定會相互調和。由於我們在定點看到的認同是局部的、割裂的，因此不同的人對它當然有片斷的、選擇性的、甚至迥異的詮釋；譬如有人視之為族群意識；也有人矮化為地方意識、鄉土認同，因此從屬於中國意識、或至少不會火火不容；而更多的議者尊崇為民族意識，與中國意識互相排斥。
台灣對於台灣意識的真正注意，大致始於1980年代「台灣結」對「中國結」的熾熱論戰。其後，文學評論家、歷史學者、或政論家往往把它當作是一種特質，用來臧否作家、作品、歷史人物、或是當代政治人物。在1990年代，台灣因政治解嚴，原有的國家定位、國家認同、族群認同、及政黨認同驟然解體，社會學、政治學者也開始加入研究的行列。
政治學對集體認同、或意識如何產生的解釋，可以歸納成三大類。
首先是「原生論」(primordialism)，認為一群人的集體認同建立於在有形文化特色、或是生物上的特徵。
其次為「結構論」(structuralism)，以為一群人集體認同的產生，主要是因為不滿自己人在政治權力、經濟財富、或是社會地位上的分配不公，而血緣或文化的特色只不過是菁英動員的工具罷了。再來是「建構論」(constructuralism)，主張認同都是人為建構出來的，因此強調共同歷史、經驗、或記憶等基礎（不管是真的或想像出來的），才是決定民族認同的關鍵。
學者多採縱切的方式觀察台灣意識，雖著重的時空有別，但大致同意其兩面門神特性(Janus-faced)。我們接續先前的研究，橫切台灣意識的發展，大致在「原生論」、「結構論」、及「建構論」三個場域交織沖積而成。就本質來看，原生論建立在華人文化、以及漢人血統的基礎上，試圖以想像的優越性來作自我心理防衛；結構論則以本土住民的正當性來進行負面的抗爭；建構論源於外來的民族自決思潮，要求正面建立自己的國家。
在這裡，我們根據原生、結構、及建構三個面向，將台灣意識解構為漢人血統主義、華人文化主義、反日本殖民主義、反外省人族群主義、官式民族主義、及獨立建國意識六種成分（見圖一），下面將一一抽絲剝繭各成分的特質，剖析各自可能的變遷，最後再嘗試以台灣民族意識作整合。
貳、原生論─漢人血統主義、華人文化主義
原生論者主張認同是天生自然的，相信有一個真正的核心，建立在觀察得到、或想像的特色當作是認同的本質，不管是種族、族群、文化、或是宗教的認同，也因此又稱為「本質論」(essentialism)。
在日治時代，異族鐵蹄下的台灣人對於未曾謀面的唐山懷有無限的「祖國意識」，那股濃得化不開的鄉愁，除了表達對故國眷戀的浪漫情懷，還熱切期待台灣回歸祖國的懷抱(irredentism)，因此這些華人墾殖者(Chinese settler)的後裔，大致可以視為「離散的華人」(Chinese diasporas)。
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，遙遠的祖國(ancestral homeland)似乎是一個永遠可以提供心靈寄託的地方。他們寄望祖國趕快強大，思慕有朝一日來解救同胞；二二八事件爆發後，少數左翼份子成功流亡中國，逃過國民黨的圍捕；即使在白色恐怖之後，仍有知識份子心向共產黨統治的中國。若非有這個方便自我逃避之處，台灣人或可能更積極地思考自力決定命運的途徑。這時的台灣意識，充其量只能算是前民族的台灣認同(pre-national Taiwanese identity)。
根據圖二來看目前大多數的台灣住民迄今仍自認為「中國人」，卻不知道「中國人」代表的是甚麼？在這裡的中國，到底是對歷史、文化、或地理中國的羈絆，或是將故國當作香格里拉般的憧憬呢？我們很難遽下斷語說這些鄉愁是否指對政治中國的認同，但我們認為至少有血緣上的漢人、以及文化上的華人兩個層面。
漢人血統主義
戰前的台灣人只有漢人意識，尚未有台灣意識。在台灣人的意識裏，祖國代表的是「血濃於水的感情」，也就是原生的血緣關係(lineage)帶來的認同感。父母可以說是血緣與認同形成的中介變數，是提供歷史與共同記憶的直接來源，這些都是在子女未出生之前就已產生，是子女必須作調適的情境，以建立自己的認同。然而，長輩所留下來的記憶，並沒有區分位於唐山的漢人種族、華人文化、或政治中國，無助台灣漢人釐清自我的認同。
對台灣的漢人來說，鄭成功驅逐紅毛番荷蘭人，台灣才能成為漢人的天下，更進行反清復明大業，所以他是民族英雄；相對地，施琅降服鄭氏，使台灣淪為滿清殖民地，當然是漢奸。同樣地，站在漢人的立場，日本人和滿洲人也都是異族統治；相對地，日後的中華民國(或國民黨政權)被視為漢人統治，台灣人並未加以挑戰或懷疑，甚至以「重見天日」來看待「光復」。
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，甚至於有爭取漢人正統後裔(direct descent)的企圖心，以為在台灣的中國人是「比中國人還來得漢人」(better Han-Chinese than the Chinese)，彷彿台灣漢人的自尊心，非得要託附那古老而又虛無飄渺的中國。
台灣人的認同來自於其想像中的純正漢人血統。不管是古中原河洛人、炎黃子孫、或是戰後國民黨「龍的傳人」的說法，使得台灣的漢人顯示出強烈「非漢即番」的「漢人自我中心」(Han ethnocentrism)心態，其實骨子裏蟄伏的就是排他性的「種族式民族主義」(racial nationalism)意識。
不管是台灣的鶴佬人、還是客家人，對於其祖先在中國閩、粵可能與土著通婚而有所「混血」，必然要避諱不談。同樣地，在早期的台獨論述裏，原住民只不過是漢人墾殖的小插曲，並未構成台灣人認同的一部分。戰前的台灣人動輒被日本殖民者辱罵為「清國奴」，私下以「四腳仔」投桃報李，而台奸被稱為「三腳仔」，意為人獸的混種，脫不了血統主義；戰後的台灣人視外省人為「清國奴」、甚至是非人的「咬柑仔」，也是由原生的觀點著眼。無怪乎，仍有少數死硬的獨派以語言、甚至是血統來定義台灣人。民進黨時常揶揄國民黨在外交上專門結交非洲的「黑朋友」或「黑鬼」國家，種族主義的鄙夷心態上如出一轍。
一直到近年來，才漸漸有人願意承認台灣平埔族幾忽已完全被漢人同化。也有人嘗試以遺傳指標來證明台灣漢人與中國漢人在基因上已不同，彷彿新的「台灣人種」(Taiwanese ethnos 或 ethnic Taiwanese)於焉誕生；這種排他性的「新原生論」，似乎又暗示外省族群除了通婚外，很難在本質上蛻變取得台灣意識。
華人文化主義
台灣意識有一股相當強烈的「種族決定論」(racialism)色彩，認為漢人血統上的純度代表著華人文化的優越性。台灣的漢人在日治時代面對日本人引入的西洋文化及現代化建設，相形見慚下只得向文化中國尋求奧援，試圖以文化的特色來支持自己。這種對傳統的依戀，正顯現他們在文化認同上的困擾。
語文與台灣意識的依存關係在統治者的壓迫下獲得結合。台灣的本土語言先後受日本及國民黨的「國語政策」壓制，因此使用語言來作自我肯定，不只要求語言使用的平等，要揚棄「台語只不過是方言」的污名，進而誇耀台語是更典雅的語言。這種對於文化獨特性的強調，提供了一種文化上的集體認同，也就是「文化式民族主義」(cultural nationalism)。
戰後國民黨君臨台灣，以大中華意識為官方意識形態，企圖以優越的文化強行中國化，貶抑本土文化粗鄙野俗。文化的霸權反映的是政治上的支配，反倒幫助台灣意識的凝聚，尤其是對國民黨推動的「國語政策」的強烈反彈，日據時代的自卑感與疏離感並未能消退。不過，日語在戰後反而成為本島人凝聚的工具。
在1970年代出現的鄉土文學(folk literature)運動，以「愛鄉愛土」(local patriotism)主張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在台灣。雖然作者本身並不一定了解其作品隱含的深層意義，但這種自我定位的努力，是對抗官方文學的文藝復興運動，算是準民族文學運動。
1980年代起又有台語（或台灣話）文學出現，打的旗幟就是政治色彩鮮明的台灣民族文學。這些推動者模仿德國「浪漫式民族主義」(Romantic nationalism)的作法，相信文化特色為民族的本質，希望以文化的本土化(cultural indigenization)來鞏固台灣意識，可以看作是一種防衛性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努力。這些語言式的民族主義(linguistic nationalism)強調本土語言的優美，決心提高本土語言的地位，要求學校推行母語，議員要求官員以本土語言回答質詢，大學教授嘗試以本土語言教學。
平心而論，華人文化（或文化中國）是阻礙台灣民族意識成長的最大障礙。由於台灣與中國在地緣上相近，在血緣上又是血濃於水，很難對華人文化視若無睹，也很難建立文化上的自信，而文人尤其是尷尬。如果根據文化民族主義的說法，民族決定於文化，台灣相對於中國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，豈不就無法有自己的民族？
華人文化是台灣意識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。台灣人往往透過中國這面鏡子來看自己。面對五千年文化，台灣人如何克服自卑感，走出中國邊陲的陰影。對於華人文化，可以有兩種對策：我們可以復古、擁抱、模仿；也可以加以排拒，換以原住民文化作基礎，重新建構新文化，也就是，堅持不再重回中國的懷抱，主張台灣人並不是另一個華人國。李登輝的「新中原」似是前者，獨立建國者則多主張後者。
然而，在新的政治現實下，台語缺乏充足的表達機制，標準化與現代化過程百家爭鳴，迄今無法取得共識，更遑論取得官方地位。如果硬要以語言來定義民族，語言反而淪為族群衝突的因素，因為共同的語言或文化並非民族認同的充分或必要條件。本土的文化傳統不足，加上對原住民的鄙視，我們看到的是折衷式的文化相對主義，恣意而亂無章法摭拾，表面上是海納百川般多元包容，事實上是缺乏自信般窘蹙。
(未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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